杨扬：玩物何至于丧志

汝窑水仙盆（故宫藏品）  

| 对于今天的读书人而言，可能宁愿去嘈杂的餐馆、酒吧和各种聚会场所，也不愿去光顾瓷器店、博物馆和文物商店。今天的读书人的确是普遍不玩物了，但文化人的“志”是否比前人更坚定了呢？  

“玩物丧志”的“玩”字，不知作何解？《新华字典》释为“观赏”。《现代汉语词典》则是将“玩物丧志”解释为“沉迷于玩赏所喜好的东西而消磨掉志气。”观赏或是沉迷于那些赏心悦目的东西，会让人丧失进取心？这话听来有点匪夷所思。先说古人吧，明代大画家董其昌，对字画古董的痴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喜欢古董，著有《骨董十三说》，将古董分成四类十一种，逐条加以解说。但他玩物没有丧志，反倒是消闲吐纳，大有奇悟，书法绘画的技艺和境界在赏玩过程中，得到极大的提升。政坛要人如清代乾隆皇帝，真称得上是大玩主。他喜欢写诗，一生创作四万多首，差不多每天都在写。他又喜欢收藏，对瓷器尤为钟爱，单咏瓷诗就有二百首，还让人将他的诗句刻在瓷器上，流传后代。如此的爱物玩物，似乎也没有影响他对社稷江山的全面掌控。至于今人，王世襄和张伯驹先生对于器物的赏玩和沉迷，岂止是沉进去了？可以说是物我两忘，天地同辉，玩出了生命境界。他们捐献的珍品，如今已成为各大博物馆最抢眼的展品，他们的生平事迹，也被当作最具风流的励志故事，流传于社会。所以，玩物与丧志的捆绑，实在有点勉强。生活中有一点点爱好，有一点点雅趣，对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而言，无疑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赏玩的小玩意儿看似闲杂无用，其实有自己的逸趣和生命价值。赏玩之物，大都是长期积累，偶尔得之。换句话说，一件赏心悦目的物件背后，总堆积着诸多神奇的故事。陆文夫先生在《得壶记趣》中，记录了他花八毛钱在苏州的古玩商店购得清代制壶大师俞国良的名品坞灰鱼化龙壶。而女作家张洁更是神奇，在北京大街的地摊上，用120元钱买入两把紫砂壶，其中一把竟然是赫赫有名的大彬壶。这些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的传奇故事，真的就发生在这些文人雅士身上。至于说他们是收藏，还不如说是喜欢，或是说是雅趣好玩更妥当些吧。现代文化人中，喜欢雅玩的，不在少数。去巴金故居，见一套骨瓷咖啡具，赫然醒目地摆放在客厅橱柜里，说明主人生前是喜欢这类东西的。去桐乡石门丰子恺的缘缘堂，见到一只黄釉茶盏展示在那里，那是抗战结束，丰子恺先生特地从台湾带回的纪念物。茶盏小巧精致，别具一格，十分讨人喜爱。睹旧物，思故人，游客见到茶盏，一定会联想到那位飘逸多才的缘缘堂主人的雅趣。到北京参观茅盾故居，茅盾晚年工作的写字台上，放有一只青瓷笔洗。笔洗素雅朴实，高贵而不抢眼，大概是清末民初的东西。写作劳累之余，看一眼青瓷笔洗，想来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去张元济后人张人凤先生家，见客厅有三件瓷器。玻璃橱里放着两件，一件是豇豆红琵琶式小尊，另一件是钧瓷玫瑰紫釉双耳罐。主人告诉我，这是张元济先生1930年代去庐山避暑时带回的，估计是景德镇制品。而墙上挂着的瓷盘，是1905年张元济先生周游世界时，从欧洲带回的。这些文化人的家居摆设中，都有瓷器相伴，说明赏玩瓷器的风尚在文人雅士中间是流行的，并没有人会因此而担心“玩物丧志”，更没有人在购买这些小物件时，会考虑今后增值多少的问题。现代文人中，有玩得比较投入的。阅施蛰存先生的回忆文章，知道他抗战时在昆明，曾一度迷恋收集各种瓷器小件和民间绣品。1950年代后，转向碑牌拓片。但施先生留存世间的遗物中，似乎没听人谈及他的旧瓷与绣品，倒是他收藏的拓片，据说打包拍卖，为一些民间藏家所获。而晚年的沈从文先生有专门的研究瓷器的文章，如《谈瓷器艺术》和《中国古代陶瓷》，收入他的考古论文集《花花朵朵坛坛罐罐》。1949年后沈从文先生彻底转向考古，瓷器或许是他选择的第一个研究方向。他不仅将家里的古瓷捐赠给北大的陈列室，还给北大博物馆学专业的学生，讲解瓷器。沈从文先生对中国瓷器的印象是“各极其妙，美不胜收。”那种欢喜和欣赏之情，溢于言表。或许在那个大难临头，精神极度困惑的时刻，沈从文先生只有从瓷器这类玩物中，还可以寻求到一点安慰和精神寄托。

乾隆咏瓷诗

瓷器之类物件，是可以游心怡神的对象，自古以来文人雅士都喜欢它们。但这类收集与今天的所谓收藏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常常听到一些人在问，好东西收了不少吧？还有的干脆说，增值了吧？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除了与鉴宝有关之外，与赏玩其实没有丝毫的关系。鉴宝的要点在于聚宝发财，而赏玩的意义在于欣赏和愉悦。读者所熟悉的施蛰存、沈从文先生，名家字画和古瓷佳品也有收集，但并不见他们因为收有古瓷或一些所谓的古董而变得大富大贵，相反，他们的生活始终如一，与富贵沾不到一点边，真所谓富贵于我如浮云。他们沉湎的是那个精彩绝伦的审美世界，寻求的是无穷无尽的人生乐趣。如果没有这种乐趣的支撑，或许他们的艺术生命早就走到了尽头。所以，赏玩与其说是玩物，毋宁说是赏玩者自己的人格志趣的内在激励和无限寄托。读书人要守得住寂寞，但这寂寞不是枯寂无聊的生活，而是拥有赏玩在内的诸多丰富的生命体验。邓之诚先生是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是现代文化人中收藏较丰的一位，生前著有《骨董琐记》。在他身后出版的日记中，常可见他代人鉴定字画古书，或托人买卖古董的事情。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古董的珍爱，以及抗战时为解生活之急需，出售自己的心爱之物等内容。如，1934年12月4日，佣人打碎他的宋官窑盘口纸搥瓶，让他惋惜不已。1944年3月25日，清理出玉器和旧瓷十多件，托人代售，以接济家用。1948年4月5日，陆志韦来访，谈瓷。次日，有朋友请他欣赏汝窑八卦小瓶。这些来来往往有关古董瓷器的记录中，有时也涉及买卖和钱财的问题，但通观所有的日记文字，你不由得对邓之诚先生这一辈读书人表示钦佩。他们玩物，但不被物所泥，手中经过的宝物无数，但从来没有穷凶极恶的贪欲。赏玩，在他们那个时代，是读书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滋养他们个人学养和精神气质的文化来源。

朱光潜先生在1930年代撰写的散文《后门大街——北平杂写之二》中，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除了看书写作，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到附近的后门大街去走走看看，因为那里有十几家古玩店和几家旧书铺，时常可以淘到一些瓷器、古书，那些东西可能值不了多少钱，但到手时的高兴却是他所追求的。而沈从文先生在《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一文中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时说：住家附近是前门外一条小街，那里的几百家古董店，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型人文博物馆，带他走上了历史研究的道路，“在人家不易设想的情形下，我很快学懂了不少我想学习的东西。”相比之下，这样的生活对于今天的文化人而言，是有点陌生了。不仅旧书铺、古玩店这些旧时的人文风景在今天的大学周边完全消失，而且，对于今天的读书人而言，可能宁愿去嘈杂的餐馆、酒吧和各种聚会场所，也不愿去光顾瓷器店、博物馆和文物商店。今天的读书人的确是普遍不玩物了，但文化人的“志”是否比前人更坚定了呢？

2017年6月写于沪西寓所

本文刊于2017年7月2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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